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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倫理的脆弱．．．

基斯洛夫斯基講的故事大都與人身的在體性欠缺有關。人身的欠缺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沒有對美好的欲望，人身的在體性欠缺本來算不了什麼。動物沒有對美好的欲望，也就沒有對自身欠缺的苦惱。人性的苦惱都來源於人身的在體性欠缺與對美好的欲望之間的差距，自由主義倫理承認這種人性的苦惱是恒在的。個體生命的在體性欠缺與生命理想的欲望之間的不平衡，任何政治制度皆無力解決。

在基斯洛夫斯基的不同作品中，有一個故事母題出現過至少三次：一個女孩子喜歡唱歌，唱歌是她的美好生命的欲望，可是她的心臟有欠缺，不能唱歌，否則會有生命危險。基斯洛夫斯基對平等、博愛等現代價值觀念的質疑，不是從政治原則的意義上說，這些價值觀念沒有意義，而是從個人的在體性欠缺的意義上看，是脆弱的。

保障個人生命的自由（包括對美好生活的想像欲望的自由），不允許一種歷史的、總體（民族、階級、集體）的價值目的扼殺個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想像，是自由主義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當性條件。個人自由不僅是政治理想，也是倫理理想——個人對美好生活的欲望自由，然而，由於個體生命的在體性欠缺，這種理想是難以實現的。自由主義倫理碰到了一個自相矛盾的困難：既然承認人身的在體性欠缺與對美好的欲望之間的不平衡是恒在的，個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是易碎的，又如何可能把維護個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作為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當性條件。

當人們在政治制度層面肯定自由理想的同時，如何在倫理層面肯定自由理想？《藍》探討的正是自由倫理的欠缺。

《藍》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基斯洛夫斯基說過，《藍、白、紅》的順序倒過來看也可以。我覺得，倒過來看，基斯洛夫斯基的敘事思想的邏輯更清晰。

《紅》的結局是：瓦倫婷出海旅行，儘管行前她留意聽過氣象預報——連日來將會晴空無雲，她還是遇上偶然的風暴。瓦倫婷與住在她對面而又不相識的法律系學生在倖存中相逢。《藍》的故事開頭是一個幸福家庭驅車遠足。茱麗葉，一個富有藝術氣質的女人，丈夫是作曲家，她們有一個女兒——這幸福家庭讓人聯想到瓦倫婷與那個法律系學生可設想的幸福結合。

（又是）一個偶然的車禍在寧靜秀麗的大自然陪襯下打碎了幸福。

茱麗葉在醫院裡醒來才知道丈夫和女兒都在車禍中喪生。活著還有意思嗎？茱麗葉吞了一大把什麼藥但沒有死成，醫院制度不允許死的自由欲望，只認可不自由的死。

茱麗葉如何活下去？

像《永無休止》中的Zyro，茱麗葉落入生命的漂浮境地，不知道自己該置身何處。與Zyro不一樣的是，茱麗葉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而不是人民民主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政府、政黨或工會之類的國家和社會組織並不會來“希望”茱麗葉如何重新開始生活，她有選擇自己生命理想的自由。

茱麗葉才三十出頭，青春還在自己身上，正是女人成熟到懂得何謂生命時刻的年齡，按哈耶克的消極自由來講，茱麗葉的美好生活想像是可望實現的：她丈夫的助手安東一直暗戀著自己，唯一偶然目睹車禍的小夥子也在追求她。

可是，茱麗葉感到自己身上的消極自由是不堪承負之輕。丈夫和女兒的死對她突然面臨的個人自由投下了無法擺脫的陰影。最低限度的自由只是想像中的尤物，在真空式的自由中，個體會失去生存的自重。

自己的過去使茱麗葉無法開始自己的新生活，她必須逃離自己的過去，這是獲得欲望自由的第一步。茱麗葉主動打電話叫來安東，可是，僅僅一次肉體之歡就讓茱麗葉感到過去的影子使自己無法享有性愛的感覺。茱麗葉逃離安東，搬到另一城市，讓自己淹沒在陌生的生活世界中。茱麗葉竭力要擺脫過去，就像要擺脫假屍的抽搐。她拒絕協助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交響曲，避開一切熟識的人，好像誰知道她曾是某某人的妻子，就是對自己的生存約束。她丈夫太有名，是歐共體的作曲家。已逝的丈夫就像自己隱沒不去的身影，成了她的在世負擔，吞噬了她亙古無雙的魅力。基斯洛夫斯基要表達的是：即便在個人情感這一最為屬己的領域，人的願望自由也是有限的。他在談到茱麗葉時說：

沒有過去！她決定將之一筆勾銷，即使往日又重現，它也只出現在音樂中。看來你無法從曾經發生過的事中完全解脫出來。你做不到，因為在某個時刻，一些像是恐懼、寂寞的感覺，或是像茱麗葉經歷到被欺騙的感覺，總會不時浮上心頭。茱麗葉受騙的感覺使她改變如此之大，令她領悟到自己無法過她想過的日子。那即是屬於個人自由的範疇。我們可以從感覺中解脫的程度到底有多大？愛是一種牢獄嗎？抑或是一種自由？

有兩件事對茱麗葉改變自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茱麗葉住的公寓裡有一位喜歡跳脫衣舞的女鄰居（生性喜歡欣賞自己的身體激起的情欲是一種消極自由），一天深夜，這脫衣舞女郎突然從舞廳打電話給茱麗葉，請求她馬上去一趟。原來，這位脫衣舞女郎在臺上脫衣時，發現自己的父親坐在下面。紛亂的悲戚令她不能自已，她需要一個人的體諒。

誰能、誰願意體諒一個在社會目光看來不道德的脫衣舞女的如此悲戚？茱麗葉答應去看她。

茱麗葉問她，為什麼要幹這一行。

脫衣舞女的回答說：“我喜歡。”

茱麗葉看到，脫衣舞女其實同她一樣，深陷在自身的過去和自己的生命願望的矛盾之中。脫衣舞女的“我喜歡”必得面對她父親的眼睛，正如茱麗葉的“我想要”必得面對自己雖然已經死去的丈夫和女兒。

茱麗葉的丈夫是著名作曲家，他死後傳媒把他的私生活變成了公共話題。茱麗葉一直試圖避開傳媒的議論，但她還是從電視節目上得知自己丈夫曾有情人。茱麗葉一直以為自己的家庭是幸福的，丈夫居然有情人－－ —位法律系畢業的女律師，而且正懷著一個他們的孩子。

茱麗葉要想擺脫過去的束縛，在私人情感領域中獲得自由，看來不可能了。基斯洛夫斯基說過，《藍》要探討自由的欠缺。什麼樣的自由的欠缺？私人性的情愛自由的欠缺。個人的喜好和情愛可能是個人生命的自由想像最切身的空間。在私人情感中人是否能充分享有自由理想？私人性的生命願望和喜好自由嗎？脫衣舞女郎面對自己的父親、茱麗葉面對自己丈夫的情人時，發現了自己私人自由的在體性－－而不是政治性和社會性－－的限制，她們都無法改變自己生命的過去。

．．．只為了一個人一生中僅持續五分鐘的親吻．．．

解決個體生命的在體性欠缺與生理想的欲望之間的不平衡，從古至今有兩種不同的方案：一些聖賢說生命熱情和願望都是徒勞的、無用的、傷身的，勸導人們放棄自己的生命熱情和願望，人應該安於自己生命的欠然（道德寂靜主義）；另一些聖賢勸導人們把自己私人的生命熱情和願望轉移到集體性的－－社群、民族、階級、國家甚至總體的人類的生命熱情和願望中去，由此克服個體生命的欠然（道德理想主義）。如果既不放棄自己的生命熱情和願望，又不轉移到集體性的生命熱情和願望中去，個體生命就會在自身的在體性欠缺與生命理想欲望的不平衡中受苦，甚至悲觀、絕望。

的確如此！

然而，在如此受苦、悲觀、絕望中，個人的生命仍然可能是熱情的、有意義的。這就是自由主義的生命價值觀。

道德寂靜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者會認為，這樣的生命價值觀充滿矛盾、不圓滿（圓融）。道德自由主義者認為，這種生命價值觀雖然不是高超的，卻是契合人性。人性、人生及其對於美好生活的想像本身就充滿悖論。自由主義倫理是人生終究意難平的倫理，既不逃避、也不企圖超越人生中的悖論，但也不是僅僅認可人生悖論根本不可解決以及人性的脆弱，而是珍惜生命悖論中愛的碎片。

基斯洛夫斯基對生命既悲觀、又熱情，他的敘事抱慰個人在生命悖論中的掙扎。即便一個人對自己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在無從避免的生活悖論中被撕成了碎片，依然是美好的人生。生命碎片是悖論人生中因執著於自己的生命熱情而掙扎得遍體鱗傷的這一個身體，基斯洛夫斯基的目光對這樣的生命碎片充滿眷顧之情：

我喜歡觀察生命的碎片，喜歡在不知前因後果的情況下拍下被我驚鴻一瞥的生活。

悖論中的愛就是終究意難平，它的第一個含義是個體生命的熱情和理想－－那個非要喜歡唱歌不可的女孩子的心願。

由於個體偶在的肉身性，愛的在性就是碎片。

亞當和夏娃走出伊甸園，愛就破碎了，要在此世中愛，就得甘願成為碎片。愛就是對成為碎片的生命熱情和理想有信心和盼望，對它永生不悔。

悖論中的愛的第二個含義是在悖論人生中的包容和忍耐，不輕視每一顆在生命掙扎中破碎的心，不誇張自己的生命想像的受傷，體諒每一個在生命的掙扎中成為愛的碎片的生命。

朱麗葉找到自己丈夫的情人，沒有責備，或要求感情賠償，而是把丈夫所有的遺產－－存款和一棟樓房－－轉交給她。

朱麗葉不再逃離，而是面對自己的過去。她領悟到，獲得情感的自由需要另一種愛的能力。

朱麗葉停下尋求自然權利的自由的腳步，轉身走向安東，同他用長笛和鋼琴的對答譜寫前夫未完成的交響曲－－在這部名為“歐洲”的交響樂中，基斯洛夫斯基注入了自己對這另一種愛的能力的信心。他虛構了一位名叫Van den Bundenmayer的中古作曲家，《歐洲交響樂》是依Bundenmayer的音樂思想來譜寫的。朱麗葉對安東說，交響樂的結尾必須讓人們記起Bundenmayer的音樂，這是她丈夫的心願：

You know how much he loved him. Not just because of his music, but because of his tragic life and his premonition of misery.

另一種愛的能力指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愛？

《藍、白、紅》三部曲中，只有《藍》的結局沒有意外事件，基斯洛夫斯基用保羅的愛頌來祝福朱麗葉：

我即使會講人間各種話，甚至於天使的話，如果沒有愛，我的話就像吵鬧的鑼和響亮的鈸一樣。我即使有講道的才能，有各種知識能夠洞悉各種奧秘，甚至有堅強的信心能夠移山倒海，如果沒有愛，就算不了什麼。……愛是堅韌的、仁慈的；有愛就不嫉妒、不自誇、不驕傲……愛能包容一切，對一切有信心，對一切有盼望，能忍受一切。……愛是永恒的。講道的才能世暫時的；講靈語的恩賜總有一天會終止；知識也會成為過去；……信心、盼望和愛，這三樣世會永存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愛。（保羅，《科林多前書》13：1－2，4，7－8，13）

這就是基斯洛夫斯基心中的另一種愛的能力。

保羅的愛頌在《藍》的結局以合唱和獨唱形式出現，用古希臘文演唱，旋律有如一曲悲戚頌歌－－頌唱生存驚恐中的寧靜、破碎中的無損。在這恍如隔世之音的悲戚頌歌中，基斯洛夫斯基寄託了自己對歐洲和世界的信、望、愛：

The rhythm is slower and from the music of the joyous hymn about love which could be the salvation of Europe and of the world, it becomes serious, announces something dark, dangerous.

與此同時，基斯洛夫斯基讓人們在畫面上看到：By the window, we find Julie, her face in her hands. One by one, tears appear on these hands. Julie is crying helplessly.

一位美國評論家說，基斯洛夫斯基是“幽默的虛無主義者”。如此評論表明這位美國評論家何等缺乏評鑑能力。“幽默的虛無主義者”這個稱號用於昆德拉倒恰如其分，他的敘事沈醉於幽默，很少讓人感動。

基斯洛夫斯基的電影敘事作品是一個隱喻的織體，不少人物在各個作品中交錯出場。生活是偶在的網絡，道德意識是這張布滿塵灰的網上的蜘蛛。他的道德焦慮不是律法主義的或決疑論的。生命的道德不是黑白分明，也非霧靄迷濛，而是悖論中的愛的蔚藍色。一個個體的生命是由一連串偶然聚合而成的，個體沒有一個恒在的依持，個體幸福是殘缺的，個體的愛也是破損的，在偶然中成為碎片。

儘管如此，基斯洛夫斯基固執地要抱慰在愛中掙扎得遍體鱗傷的個體，珍惜殘缺和破損的愛的碎片。

基斯洛夫斯基的敘事絕不僅僅為了展示愛的碎片，他記述過兩件小事……

在巴黎城郊，一位十五歲光景的女孩子認出他，走上前來對他說，自從她看了《薇娥麗卡的雙重生命》，她現在知道靈魂的確存在。基斯洛夫斯基聽後覺得，“只為了讓一位巴黎少女領悟靈魂真的存在，就值得了！”

在柏林大街上，一位五十歲左右的女人認出了他，拉著他的手哭起來。原來，這女人與她女兒雖住在一起，卻形同陌路有五六年；前不久，母女倆一同看了《十誡》，看完電視後，女兒吻了母親一下。

“只為了那一個吻，為那一個女人，拍那部電影就值得了。”－－基斯洛夫斯基這樣覺得。

基斯洛夫斯基並非不清楚，“這個吻的愛只持續了五分鐘”。儘管如此，只為了這一個只有五分鐘的吻，基斯洛夫斯基覺得，自己的創作艱辛也值了。

愛的碎片只是生活中的諸多碎片之一，然而，是唯一可以支托偶在個體殘身的碎片。

這種珍惜是一種信念－－蔚藍色的信念

我告訴小林，這是我敬愛基斯洛夫斯基的真正原因－－他令我深深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