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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倫理和白色倫理的欠缺．．．

七○年代，波蘭電影藝術大師K.Zanussi開創了“道德焦慮電影”，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把“道德焦慮”推進到一個更深的層面。在K.Zanussi的電影敘事中，“道德焦慮”指的主要是人民民主社會中的私人道德困境；基斯洛夫斯基的“道德焦慮”也包括自由民主社會中的私人道德困境。

政治、經濟制度的改變，是否能從根本上解決人的道德困惑？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曾經設想，這是可能的。作為敘事思想家，基斯洛夫斯基認為，這種道德理想只是一具假屍。在自由主義社會，沒有計劃經濟，也沒有計劃道德，道德是由個人的良知自己決定的。

自由主義的社會制度是否能從根本上解決人的道德困惑？

基斯洛夫斯基的回答是否定的：

政治並不能解決最重要的人性問題。它沒有資格干預或解答任何一項有關我們最基本的人性或人道問題。其實，無論你住在哪一種政治制度的國家裡（窮或者富），一旦碰到像是“生命的意義為何？”“為什麼我們早晨要起床？”這類問題，政治都不能提供任何答案。

這一看法恰是自由主義的：無論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消除個人的道德困惑，生命意義問題“我們永遠得不到答案”。以為可以通過政治制度設計從根本上解決人的道德困惑，讓人類最終走進一個馬克思設想的道德和諧的社會，不僅是一個神龍怪獸般的幻覺，如果道德和諧的設計變成一種政治制度的自然法，還會成為專制的正當性基礎。因此，政治的自由主義還是政治的社會主義或社群主義，不是一個無所謂的問題。但是，支持政治自由主義的理由並不可以用來支持倫理的自由主義。以為自由主義只有政治學，沒有一種自由主義的倫理學，恐怕搞錯了。

基斯洛夫斯基看到，在自由主義社會中，人的道德處境更為孤絕。

這種看法在某種意義上是恰當的，因為，自由主義社會在倫理體質上與社會主義社會根本不同，它沒有國家道德、民族性道德、階級道德一類的或虛構、或強制的全民道德。個人的道德承負及其軟弱無力在自由主義社會生活中更充分地顯露出來，所謂自由主義倫理，首先是對個人的道德承負力的脆弱的體認。

基斯洛夫斯基的敘事觸角超逾了兩種社會制度的正當性論爭，用對個體命運忠心耿耿的目光深情地注視現代社會中破損的個人道德感覺。基斯洛夫斯基的敘事思想緊緊盯著不放的個體生命的偶在與道德的關係問題，乃是現代性的基本問題。在自由主義社會，個人的道德狀況是怎樣的呢？基斯洛夫斯基仍然通過個體性的道德困境來探討自由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倫理負擔。自由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是自由、平等、博愛，《藍、白、紅》三部曲要探討這些價值理念的私人含義。任何價值理念都不是抽象的，社會制度中的大理念也體現為具體的個體私生活事件。要想知道生活制度的倫理大理念的味道，最恰切的辦法是體味在這個生活制度中生活的個人眼裡噙著的淚水。

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名詞的現代功能如何？——讓我們針對人性化、隱私及個人的層面，而非哲學、更非政治學或社會學的層面來討論。西方世界已將這三種觀念在政治及社會層面上付諸實行，但它們對個人層面來說，又是完全不同的論題。

《紅》提出的是一個康德式的問題：愛怎麼可能？

時裝模特兒瓦倫婷生得光彩照人，無論她穿什麼時裝，都令人沉浸在溫暖的紅暉中，像這個令人心寒而又誘人的世界上一切受害者的庇護人。一天傍晚，她開車回住處時意外撞傷一隻狗，憐惜感驅使她帶著傷狗尋找主人。

狗的主人是位獨居的退休法官，性情古怪，動不動就怒氣衝衝，整天在家監聽鄰居（一位富商）的婚外情電話。瓦倫婷勸說退休法官不要幹這種不法行為，不要對別人的隱私那麼好奇，退休法官卻問她體味過愛的暈眩和噁心沒有。

四十年前，老法官還是一個法律系學生，即將畢業，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一天，他偶然看到自己的未婚妻“雙腿張開，其間夾著一個男人”。他離開了她，一直把愛鎖在心底，讓它噬嚼自己的身體。

瓦倫婷住處對街，碰巧也住著一位名叫奧古斯特的法律系應屆畢業生。瓦倫婷不認識他，只是經常從窗戶看見他匆匆忙忙進出大門。奧古斯特像在重複老法官的命運，一天，他看到自己的未婚妻“雙腿張開，其間夾著一個男人”。

瓦倫婷綠茵似的心性氣質顯得天使般的純粹，亮麗的身姿出現在時裝舞臺上，把喧豗、陰森的周遭世界照得有如神話中的綠色深淵。

“這份美是純的嗎？抑或永遠都有些缺陷？”基斯洛夫斯基問。

老法官和奧古斯特的未婚妻是純美破損的象徵，純美破損不意味著變成了邪惡或不道德，而只意味著生命的過程：由想像的、可能的愛轉變為現實的愛。瓦倫婷帶著令人永無可能索解的清純步入雨霧迷蒙的生活，正處於個體生命的純美可能破損的時辰。

面對瓦倫婷的指責，老法官告訴她，自己對面是一個看起來溫馨的家庭，丈夫常常拿著手提電話在屋外草坪同情人調侃，用偷情的針線縫製家庭的睡衣。他的妻子和女兒並不是不知道，卻只能偷偷流淚，裝出生活得好幸福的樣子。在老法官引示下，瓦倫婷困惑不解地看到，愛情的開端和終結就在未婚妻向並非未婚夫的男人張開的雙腿和丈夫躺在另一個女人的雙腿之間。

人世間有純粹的愛遇嗎？或者，生活中有能夠保全精神的情愛嗎？

情愛是精神性的欲愛，純粹的情愛就是在欲愛中成全、而不是傷害精神，情愛的“純粹”變得污濁，正是因為精神被欲愛遺棄了。

基斯洛夫斯基的問題是，生活中是否有圓滿的兩情相愛？“純粹”的情愛想像的破損，很多時候是因為人們固執地要尋求兩個完全相契的個體精神在愛欲中相合。完全相契的個體在愛欲中相合幾乎是沒有可能的，這只是一種情愛的美好想像。純粹的愛情只能是同一個蘋果的兩半重新再合，可是，一個蘋果被切成兩半後，分別被生命的無常拋到無何他鄉，一半遇到（哪怕一模一樣的）另一半的機會已近於零。

基斯洛夫斯基有意讓瓦倫婷與退休法官的相遇顯得像被切成兩半的同一個蘋果，又讓他們相逢在錯過的時間夾縫中。

四十年的時間距離沒有消磨掉精神，身體卻已經遠去。基斯洛夫斯基說，“紅”的真正主題是：“人們有時候會不會生錯時代？”“我們可能修正老天爺犯下的錯誤嗎？”

你非得把同一個蘋果的兩半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蘋果。完整的蘋果必須由成對的兩半結合而成，人的關係也一樣。問題是：是不是哪裡出了錯？我們有資格去修正嗎？

被切成兩半的蘋果的命運是老天爺犯下的錯誤嗎？會不會是人自己對於美好生活的想像犯下的錯誤？老天爺從來沒有許諾被切成兩半的蘋果應該重合，甚至根本就沒有一個蘋果被切成兩半這回事，它只是個人的精神性欲望的想像而已。

在現實生活中，這類想像都是不堪想像的。問題成了：我們可能修正自己的精神性欲望的想像犯下的錯誤嗎？

我們遇到《盲目的機遇》中的相同問題。在自由主義社會，儘管每個人都有尋求自己的情愛的自由，在盲目的生活機遇面前，美好的想像也是易碎的玻璃。

情愛這個詞容易激發人的美麗想像，其含意要麼是殘破的，要麼是錯誤的。

儘管如此，雖然一再強調命運的無常，基斯洛夫斯基沒有變成一個佛教信徒或道教信徒，他固執地要祝福瓦倫婷，而不是勸她隨遇而安。瓦倫婷和奧古斯特相互住在對街，也許，他們就是一個蘋果的兩半。他們每天都迎面而過，而每天的相逢就是錯過。基斯洛夫斯基最後安排了一場偶然的海難：海船上大部分人都死了，瓦倫婷和被愛灼傷後逃離的奧古斯特是極少數倖存者。

緣分是在生命災難中出現的。

老法官喘息的目光從電視新聞中看到海難現場，把彌留的祈願留在了瓦倫婷和奧古斯特偶然間相依的臉上。

白色在法國三色旗中象徵平等。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平等大概是最具誘惑力的烏托邦觀念，像一把在人類的頭顱上和軀體間揮舞著的深鋸齒的鐮刀。《白》要問的不是平等的政治含意或經濟含意，而是倫理上的性情含意。兩性的婚姻瓜葛這一最私人的層面顯然是體察平等的性情含意恰當的場所。

卡洛（Karol）和他的妻子好不容易從波蘭移民到法國，突然變得性無能。卡洛在國內多少還算是一個有能耐的人，符合通常的男子漢標準。到了法國後，語言不通使卡洛喪失了一切生存能力，而她的妻子不僅有姿色，還會說上幾句剛夠情場溝通的法語。這已經足以說明卡洛突然變得性無能的原因了。

卡洛的妻子以法蘭西風格提出，自己渴飲愛河而不得，痛苦不堪以致患上憂鬱症，以丈夫性無能為理由上法院訴訟離婚。卡洛一再申言很愛她，她只提出一個簡單的要求：請出示性能。情愛是建立在性能力的平等之上的，一旦這種能力的平等不在了，兩情之愛就成了撒在水泥地上的碎石子，卡洛就跪在這散亂尖硬的碎石上：卡洛給妻子打電話，妻子在電話裡用與另一個男人的沉歡呻吟來回答。

性能力是隨機而生的個體生理和心理基質造化的偶然結果。至今還沒有一種平等理論主張個體身體論的平等，人人生而不平等（自然性的身體差異），也不可能平等。然而，政治和經濟平等的意識形態影響到個人的性情，改變了個體的身體交往的倫理感覺。卡洛要重新得到妻子對自己的愛，必須證明自己的性能力。情愛成了爭取平等的私人性鬥爭，被還原為個體之間偶然的相對平等。

卡洛在法國死皮賴臉地纏著已經訴訟離婚成功的妻子，受盡種種羞辱，只有返回波蘭。回到本土，卡洛不僅發了一筆橫財，性能力也意外地恢復了。本來，卡洛只是想報復自己的妻子，讓她知道，自己雖然性能力不佳，發財的能力還是少有人能比。男人的自信心與性能力是勾連在一起的。卡洛恢復了言語能力、恢復了自信心，性能力自然回來了。他還愛著妻子，裝死請人發訃告，喚妻子回來接收財產。她回來發現卡洛不僅沒有死，還恢復了性能力，而且這能力的表達不帶責備。

基斯洛夫斯基提醒人們一個司空見慣的事實：情愛中的平等是由財富和生理條件構成的，而且這兩項條件相互勾連。找物件，其實是在尋找一種相對的靈性和身體的平等，愛情是個體差異（這可能變成不平等的）因素偶然達成的平衡。

基斯洛夫斯基在問愛戀中的人們，難道真有純愛？沒有利害權衡？

生理的資質、智力和情趣，乃至心理素質和脾性，都是個體的人身資本，更不用說如今的國籍身份、財富能力和職業位置。然而，個體之間真的會有平等？基斯洛夫斯基質疑的不是經濟平等或政治平等，而是個體性情上的平等。純粹的情愛不是與人身資本不相干，而是兩（性）情相悅，無論相悅是由人身資本的什麼要素構成的，與平等與否不相干。尋求平等的情愛，不是純粹的情愛。

敘事思想家的思想邏輯是通過編構故事來推演的，敘事技巧因此不是單純的藝術手法。用電影語言表達的敘事思想家必須自己編劇，而不是改編另一敘事（小說）。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大多由自己編劇，編構故事是他思考生活的方式。通過敘述某個偶然事件，基斯洛夫斯基或構造或置疑某個倫理觀念的含意。基斯洛夫斯基編構的這個探究平等的故事帶有喜劇成分：通過性能力的不平等挑明平等訴求的虛幻性，嘲笑現代意識形態中過於誇張的平等倫理。人類最好不要去充當平等的代數師，為了算出永遠算不精確的平等數，用相互傷害在相互的肉體上畫計算公式。